【内容提要】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近代的工业化、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式的组织和私人秩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面对由近代工业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引入所造成的、以企业“相互挖掘”和“女工跳槽”为特征的混乱的劳动力市场时，正式的司法程序和市场治理都不能有效予以解决。但通过对诹访制丝同盟进行的历史制度分析表明，依靠着传统的合作和互惠的信念，以诹访制丝同盟、女工登录制度、等级工资制度等民间自发的组织和规则为治理，制丝企业主和女工之间逐渐在技能选择、雇佣战略、能力判断、离职行为等方面形成了带有博弈和演化均衡性质的行为选择。随着与合作、互惠和自我约束相关的共享信念、均衡行为在企业主和女工之间的重复和扩散，诹访地区的制丝企业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劳动力流动治理，日本近代劳动力市场由此实现了稳定。 【关键词】日本　近代　劳动力市场　历史制度分析 一、导言 在一个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是正式的法律、法规抑或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还是那些非正式的、民间的、自发的私序发挥的作用更大?所谓经济、政治的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社会下的东方和西方在向近代转型时都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和异同?本文试图通过日本的一个案例予以阐析。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此后二三十年急剧向近代化转型。19世纪末，日本开始了以纺织业为核心推进产业革命的进程，由此，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从事农林业的工业人员在1870年以后一直呈现减少趋势，而非农林从业者则呈现长足增长①。由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法律制度、工作场所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过去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并不能简单地应对这个需求②。斋藤修曾经指出过一个重要的现象，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需求，但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从宏观的层面看，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显著上涨;同时，从微观层面看，工厂之间围绕着劳动力的争夺却是非常激烈的③。可见，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应对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需求主体的制造业者和作为供给主体的劳动者双方束手就擒，当时，劳资双方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各种制度，以确保稳定的作业和就业，应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 本文考察的中心是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制丝产业的中心地区，长野县诹访郡的机械制丝产业。当时的诹访已经发展成为了日本主要的制丝出口制造业中心，但是，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应对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上盛行短期行为，各制丝工厂的女工频繁地跳槽，各企业主也相互争夺女工，从而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如何实现劳动力的有秩序地、稳定地供给，如何解决与劳动力相关的各种纠纷就成为当务之急。从制度、转型和交易成本的角度看，我们发现，日本近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因为有关劳动就业的制度、供求双方的稳定有序的议价机制、劳资双方的约束机制远未形成，由此造成的双边道德风险难以遏制。而且，面对这种交易成本，政府、法律和市场都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历史情况的另一方面是，围绕着劳动力的顺畅供给，诹访制丝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却自发地形成了两个私人秩序，一个是女工登录制度，另一个是等级工资制度④。女工登录制度实现了对作为需求方的制丝企业之间互挖墙角行为的治理，等级工资制度则形成了对于供给方的女工自发跳槽行为的治理，在两种自发秩序相互配合之下，诹访地区的制丝企业和女工之间形成了抑制相互挖掘和跳槽行为的共享信念及其相关的博弈均衡行为，它们与诹访制丝同盟一起形成了内生性的、能够规约双方行动并激励双方自我实施的就业与用工制度，诹访的劳动力市场终于实现了稳定。那么，这种私人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依靠什么发挥治理效力的呢?在东方，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谓“私序”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就尝试从历史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二、诹访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混乱、整顿及其治理 随着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经济危机，日本的制丝出口目的地从欧洲转向了美国，美国对质量均一的制丝品的大量需求，给长野的诹访制丝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该地制丝品产量的大量增加，对纺织女工的需求也随之暴增⑤。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企业的迅速发展对纺织女工产生的大量需求，导致各工厂主之间争夺女工，而女工频繁地移动和被挖墙角，造成劳动力供应市场的极不稳定。一般来说，最先签约的工厂享有对女工的权力，但如果签约的顺序不明确，就会引发“重复登录”，其背后主要是用人工厂之间的互挖墙角行为和女工的跳槽行为⑥。有时候，女工以她父亲的名义与一个工厂签约，同时，又用母亲的名义与另一个工厂签约，在当时日本的法律上，这些都是有效的，从而造成了所谓的“双重登录问题”。有时候则是要确认契约本身的有效性，譬如，当女工结婚后，其户籍也发生了移动，这时旧工厂的权力就没有效力了，他们不能据此坚持对这个女工的使用权⑦。但复杂的是，有些女工利用这个规定，假装结婚，取消与某个工厂的契约，与另外的工厂签订新契约，这类事情为数不少⑧。另外，还有些情况属于没有签订合同，在没有使用权力的情况下就使用了女工，在市场偏紧、需求高涨的时候，业主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调整产量以因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仅依靠单个企业主的力量做到迅速地、及时地管理这些情况也确实困难。 女工的频繁流动和工厂间的互挖墙角行为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当时，将各地区的劳动者带到诹访地区需要负担很多费用。同时，为了使劳动者适应近代的工厂制度还要进行相关的培训，这笔投资只能由工厂方面先行垫付。如果一旦出现互挖墙角的事件，则工厂方面先行垫付的费用很可能面临沉没。如果有一种契约或合同，能够有效地保护在劳动者和工厂主之间所签订的契约，就可以实现劳动者稳定、持续地在一个工厂工作。在当时的日本，存在着正式的法律和法庭裁判体系，最初的关于劳动力纠纷的诉讼也是围绕着正式的法律体系展开的。但是，在整个裁判过程中，由于裁判费用、违约赔偿、损害赔偿以及制丝企业间的长期交涉，产生了非常高昂的交易费用⑨。当时日本司法制度所能保护的企业权利，只局限于根据雇佣契约对女工规定的债权。由于移出方企业并不拥有对移入方企业的请求权，因此，制丝企业只能通过对女工科以巨额的损害赔偿金，以此降低女工的流动性，在发生了女工流动的时候，女工移出方企业只能通过法庭外交涉向移入企业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除去正式的司法制度，诹访郡役所和长野县(政府)也曾经尝试着将主要的制丝企业组织起来，进行旨在抑制女工过剩流动的雇佣管制，但却被一些大的制丝企业以市场就应该“优胜劣汰”为名予以拒绝。因为当时女工的流动方向多是从工资相对较低的中小企业流向工资较高的大企业⑩。正式的法律和地方政府都解决不了诹访地区劳动力市场混乱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女工的问题，这并不等于该地的劳动力市场就这样混乱下去。许多学者发现11，在1900年12月以后，该地区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民间秩序，这就是“诹访制丝企业同盟”，它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加盟工厂的女工设定一种类似于“物权”的方式对女工的流动进行交易，并为此在同盟中推行了一种叫做“女工登录”的制度(1903年)。在确立了日本的世界生丝出口领先地位的日俄战争(1905年)后，诹访地区已经开始有了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了12。而且，直到1923年以前，诹访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女工工作的固定倾向明显高出许多，女工的移动与其他地区也没有关联13。1924年以后，该地女工的固定倾向开始减弱，女工移动与其他地区的关联度也增加了，产业竞争逐渐呈现出跨区域的特征。这些事实似乎证明，1923年前诹访地区的女工的固定倾向更强，恰恰与该地区实施“女工登录”制度高度关联。 所谓女工登录制度，就是为了防止雇主之间争夺女工，在诹访制丝企业同盟内部设立的劳动者登录制度。每年年初，有女工就业的工厂会到制丝企业同盟事务所登录，上一个年度登录的女工被称为“旧权利女工”，当年登录的被称为“新权利女工”，被登录的女工原则上禁止其他雇主雇佣。如果有雇主雇佣了没有使用权力的女工，同盟事务所就会认为其违反规定予以处理。最初，同盟的宗旨与正式司法制度的判决一样，也是企图全面禁止女工的移动，遇到企业挖掘女工的行为，往往要求强制返还。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强制返还的制度，改变为通过女工权力借贷的相互冲抵进行解决的方法14。当然，基本的目的还是防止企业之间过度地互挖女工的行为。 制丝同盟本质上是一种私序，主张纠纷在同盟内部解决，而不向公共的司法部门提交15。同盟事务所的处理一般是通过所谓“示谈”的方式进行，交涉的基本内容以明确对女工的权力为主。通过示谈，或迫使一方放弃使用女工的权力，或进行一些金钱上的补偿，一般不会对会员进行驱逐处分，除非会员经常违约或拖欠、赖账。当出现关于女工归属的纠纷时，同盟裁判所的处理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女工的归属原则上由现在就业的工厂决定，而由“权力重复”所代表的手续上的纠纷，原则上不予制裁，如果女工在该工厂就业了，就以发行借权的形式解决，受害方并不直接向对方工厂索要“前贷金”，而是留作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时用以抵换;第二，关于“无权使用”等违约行为，只要没有明确的隐蔽工作和伪装行为，原则只课以一定的惩罚，如返还“前贷金”，其余的基本以“借权交换”的形式予以处理。当贷方有所超过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相应次数的“违反行为免除”;第三，再进一步，如果有明显的恶意的违约行为，则将进行惩罚。所谓违约，就是指明确了的工厂主之间互挖女工的行为，一般处以50日元的违约金。总体上，女工登录制度并不倾向于对女工的挖掘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同时，该制度还对情况做了几种具体的区分，只有在明确发现工厂的违约行为之后才予以较为严厉的惩罚16。女工登录制度是当时的制丝企业为了补充劳动市场的缺陷而进行的积极的、有效的制度尝试。 概言之，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随着近代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急剧的劳动力需求，由此，劳动力的供给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制丝企业为了让农村有效地提供劳动力，需要提前负担某些固定费用，但由于社会、文化、习俗约束以及正式法律实施的高成本，企业投入的这些费用没有任何保障，随着女工流动的加剧，企业之间围绕着这些费用的负担经常产生纠纷。当时的女工流动往往是从生产经营效率和工人工资待遇较低的中小工厂，向着生产经营效率相对较高的较大规模企业流动的，因此，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有弹性地、灵活地解决劳资纠纷，是制丝企业同盟建立的主要目的。那么，诹访劳动力市场为什么采取了依靠私人同盟和女工登录制度进行治理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存在有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根据?它是依靠着什么机制在运行?下面我们就尝试对其进行经济学理论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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