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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